长孙无忌终于丧身与皇权的斗争，自此，中国历史上再无力量可以挑战皇权。凌烟阁功臣会思索，辅佐明君、开创一代盛世、培育强势皇权，自己最终却被灭族。
　　有错误吗？
　　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或许永远不会有人回答。

　　因为，没有答案。

日期：2009-10-10　14:07:46

　　三
　　宰相是怎样炼成的
　　李世民之外，唐朝还有一位皇帝在当代电视剧中出镜率很高，李隆基，也就是唐明皇。原因之一，他有一个妃子叫杨玉环，中国历史四大美女之一，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说的就是她。
　　这里谈李隆基，不是因为杨玉环。
　　大唐官钱奇缺，民间铸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，私铸者最初是士族，以后就是皇族和地方权贵。最终，皇族和地方官员手中的财富实在是太多了，公元709年，韦氏（武则天娘家）家族收入甚至超过了太府寺。
　　这是李隆基绝对无法忍受的，就算都是皇族，也有亲疏远近。过于有钱，会有很多想法，比如，造反……
　　公元717年、718年，李隆基两次下诏，私铸当死。负责这件事的人，是当时的宰相宋璟。有人说，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，在政治上什么都需要理由，比如选择宋璟。
　　管理学认为，即使职位很低，权力却不一定小，比如领导秘书、子女，比如唐朝宦官。这些人靠近皇帝，虽然在皇帝面前必须毕恭毕敬，但举手投足间也可以传递某种信息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皇帝。李隆基之前，没有一个太子顺利即位，宦官和皇子公主的影响不可小觑。
　　李隆基当然想改变这一切，即使没有士族掣肘，皇权仍然需要绝对权力。然而，毕竟这些人也属于皇族，靠他们整治自己似乎不太可能，都是自己的骨肉至亲，没什么恶行（造反）就办了，也说不过去。靠中下级官僚好像也很难，毕竟敢跟皇子皇孙对着干的人是少数。

　　李隆基之前，朝廷有很多宰相，尚书省左右朴射、中书令、门下侍中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，总之，宰相很多，最多的时候有16位。
　　李隆基改变了这一切，创立了相权，以此对抗皇族中的反对势力。
　　开元十六年（714年），李隆基废尚书省左右朴射，仅留门下侍中、中书令，这两个职务也不允许同时在职，实际上仅有一名宰相。
　　相权集中于一人，才有可能对抗强大的皇族，对抗接近皇帝的宦官，此时宰相才真的是“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”。不过，相权仍旧不能与皇权抗衡，因为相权出自皇权，不过是皇权延伸，不具备挑战皇权的终极实力。
　　第一个宰相是宋璟，很快他接到了一个任务，收缴私钱。
　　开元二十年，宋璟在李隆基支持下在淮南一带收缴私钱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、错误的对手，更是错误的方式。宋璟想消灭私钱，手段有点狠（捕责甚峻），不但要没收私钱，还追求从肉体上消灭。

　　这就过份了。
　　弄到砍头的份上，不至于，在收缴私钱的过程中宋璟得罪了很多人，更重要的是，私钱不可能禁绝掉，朝廷铸钱不足，再不让私铸，那才会真的很麻烦。
　　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，李隆基不可能得罪所有权贵，那些人是他政令的传达者，市场也不可能真的没有货币。当“以此招怨益多”、当“市井不通”，李隆基本人也开始嘲讽宋璟。
　　接受缴私钱命令当年，宋璟罢相。

日期：2009-10-10　14:08:41

　　公廨钱
　　公廨钱，始于隋朝，即官营高利贷。
　　表面上，高利贷官营、私营似乎没什么分别。
　　实际上，区别很大。
　　公廨钱绝对是一个坏的先例，从隋史、唐史记录看，当时人们就一直在痛骂。

　　首先，我们假设有人去借私人高利贷，即使债主穷凶极恶，债务人肯定是自己去借的，当然，不排除个别人被忽悠。即使被忽悠，借款人必定也考虑过后果，搞不好会会典妻卖子，甚至被卖为奴隶。但是，即使债主欺骗债务人，债务人仍然有思考的权力。
　　无论如何，自己决定是否借款。
　　官营高利贷，借款不一定需要理由。
　　不一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，也许就是因为缴税晚了两天，还不是不想缴，而是那两天没在家。好了，官家直接从公廨钱里替你借了。
　　现在，官府收债，不收租。

　　还不上私营高利贷，好歹还可以选择逃走，即使有人追杀，毕竟杀人这个事儿，犯法。
　　官营高利贷不一样。
　　没有选择，甚至你不知道，就借了。
　　如果不还，监狱等着。不是不想还，实在是还不起。公廨钱利率实在是太高了，连私营高利贷都望尘莫及。贞观年间，公廨钱的月利率就是10分，而且，唐朝曾多次颁布律令，民间借贷利息不能超过本金，唯独公廨钱例外。如果借款人死亡，由其子嗣来还，子孙又亡，由其亲族旁支来还，没有亲族保人，乡亲还。
　　总之，钱是一定要连本带利还的。

　　经营公廨钱的人叫做“捉钱史官”，李渊、李世民最初设“捉钱史官”，目的是安排富余官吏。但他们没想到，“捉钱史官”不厚道，自己经营高利贷，却用官府渠道来追索，官府也没有办法禁止。而且，公廨钱利息是用来发官吏薪水的，事关自己福利，确实是要当做大事来抓的。
　　隋唐两代，公廨钱业务停了又开、开了又停，始终也没真正停止。
　　高利贷的新业务
　　唐朝有很多关于民间信贷的律令，看了以后可以得出两点结论：第一，朝廷虽然自己开办高利贷业务，却不准个人、寺院放高利贷；第二，第一条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。
　　安史之乱之前，唐朝民间高利贷与以前没什么太多的区别，但利息相对比南北朝要低很多。

　　唐朝中晚期，新业务出现了。
　　初唐，高利贷客户大多是农民、商人，中晚期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客户——官员。这种业务在史籍里有个专有名词，“京债”。所谓京债，就是放款给在京新选官吏，待他们到任后归还。
　　这实在不是好主意，有钱，谁也不会借高利贷，还钱自然靠贪污。
　　更离谱的是，很多借款人是节度使，也就是封疆大吏。他们借的钱岂能是小数（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，动辄亿万，然后得之），他们又岂能仅是个把恶霸，更何况从当时的借据判断，利息高的实在是离谱，大约月息在10-20分。
　　另外，一种比较特殊的客户是地方富户，这种业务没有一定之规，但有一条原则是确定的：
　　诈骗。
　　要说也简单，就是骗富户欠下债务，然后以极高的利息搞得人倾家荡产，回报极高，而且还款来源有保证，就是手段不够光明磊落。
　　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刘钥匙是一个富户，因为他用钥匙开家里的任何一个箱子都会看到满箱帑藏，于是就被高利贷惦记了，高利贷者故意借给刘钥匙一笔钱，很多年都假装忘记了。多年后，忽然有一天光临刘钥匙家，并取出借据。很可怜，刘钥匙的家财都归债主了。虽然《太平广记》没有描绘收债时的情景，如果说没使用武力，鬼才信。

　　世界上有很多骗子，靠钱骗钱的最可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