茶几上摆满了果盘酒水，但仍然是在最终要的位置上，放着一个碟子，碟子里有几支手卷的纸烟。手卷纸烟当今在农村大树下的老人那里都找不到了，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么高度娱乐化的场所里，是因为纸烟里卷的不是烟叶，是大麻。它们最初是满满地码在盘子里，像个原木堆，是包厢里这些姑娘翘着色彩斑斓的美甲，忙了一个多小时的成果。自认为了不起的男人，吸丨毒丨是不能离了女人的，尤其大麻。自己懒得动手，而经过女人的手和嘴做成的纸烟，才是合乎卫生标准的。付伟就是这样的男人，他也喜欢一面吞云吐雾，一面看那些姑娘指尖夹着烟，一缕缕吐着，故意骚气地扭着身子，脸上半梦半醒的轻浮相，让他觉得舒服。她们不想活动，醉猫一样赖在他身上的时候也让他觉得舒服。他予取予求，人们争相对他献媚，乞求他为所欲为，这就是他想要的。

　　李振推了他两下，把他从浓郁的满足感里叫了出来，告知他有电话。
　　待续
　　日期：2017-08-08 22:35:29
　　王远骑着摩托车回家，以他能够掌握的速度穿过夜晚舒爽的空气，高兴，就快一点，惬意，就慢一点。八年了，虽然王远保养精心，也会修理，车子的性能依旧优良，可油箱上的花饰已经斑驳，闪亮的车把，发动机，排气筒，已经暗淡（今天又摔出几处新伤），当然，后座上也早就没有了那个美得让他骄傲的姑娘。几年世态炎凉的日子过下来，王远有时候觉得人不如物件，物件，只要好好对珍惜，就不会让他失望，而人，就像簇蒲公英，不管付出多少心血，只要起一阵风，还是会飞走。但更多的时候他还是觉得问题在自己，记得当年，载着那个人兜风，王远一手握着车把，一手抓着她搂在他腰上的手，对她说这只是个开始，用不了几年，就会开着他们的汽车带着她兜风。八年过去了，她也走了五年了，他还骑着摩托车，车子老旧了，他也30了，如果他有能力把摩托车换成汽车，现在可能会不一样，但那是如果。

　　过了桥，就算是王远家所在的那座村庄了——过去这么算，现在，这里叫“龙兴家园”。在过去，与桥相接的是一块稻田，过了桥，要左拐，经过百十米的河堤，右拐，才是村口的土路，村路的左边，是另一块稻田。村前的那条河，永远都是蓝色的，而这两块稻田，春天像两座绿色的湖，秋天像两座金色的湖，几十年来，拱卫着三面环山的那个小村庄，喂饱了几代庄稼人。去年冬天，县里以每亩20万的价格，征收了这两块稻田，现在这里，只有山一样的高土堆，和藏在夜里的深坑。王远不喜欢这个变化，因为稻田不是他们村的，他没分到钱。

　　看到这片初生的工地，王远又想起付菡。他收了钱，好像感谢似的目送着那些人上车离开——他们同路，他就是骑摩托车先走也会被超过。付菡摇下车窗，做了几个手势，他看清楚了挥手再见，还有一个似乎是比着电话，但是他俩并没留电话。回忆付菡，看着挺不错，一举一动都是自然流露，感觉像只刚学会爬树的幼猫，可爱之处不只一点两点，而且漂亮。可是稍想一下她做过的事，顿时又冷静了，她生活在那个任性的世界，他们只能在偶然里巧遇，不会在必然里交集。所以他即便有她的电话，也不会打，把直的掰弯，跟把弯的捋直，一样难。

　　进了村子，一半的房子都没了，被窗户框成的方形灯光，一排排的，每晚都亮着，多年不变，现在都成了瓦砾堆，但记忆太深，王远时常还忍不住在记忆中复原，把那一排排的灯光安在瓦砾上，在这一段的空气里有火炕的黄泥味，是荒废的烟火气。不过只有仍然住在村里的人才会留恋这些，拆迁离开的人是没有眼泪的，拆迁款都能让他们满意。只有还住在这里的人才关注拆迁，不厌其烦地猜测着什么时候能轮到他们。王远家地势高，已经在山坡上了，动迁要排在最后，概率也最小，可他也想过很多次了，如果家里动迁，生活会变成什么样？

　　在村路上王远就能看见自己家亮着的门灯，这说明母亲还没洗完明早要卖的菜。他家是菜村的村民，村集体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菜田，村民早就不能单靠卖菜为生了，但村里的妇女，大都是卖菜的，上午到菜地里，下午带回蔬菜，清洗整理，赶第二天的早市卖掉，周而复始。自打他记事，母亲就在卖菜，如今还在卖。他也曾经信誓旦旦地对母亲说家里不用她再卖菜了，那是在他爸去世前。
　　阿珍儿在大门口摇着尾巴迎接王远，这就说明杨继红在他家。
　　阿珍儿是条大黄狗，母的，性情温顺，他家里的剩菜剩饭永远是它的，它在王远家甚至拥有一个食盆。阿珍儿半岁的时候突发脑炎，大家给它灌肥皂水，把它扔进流着冰凉山水的河沟里（这些都是狗得了脑炎的急救方法），阿珍儿挺了过来，但是留了后遗症，脖子歪，眼斜，还有一点吐舌头。它今年四岁多，生过了好几窝崽。杨继红是阿珍儿的主人，住在他家上首，比他母亲小一岁，八九年的邻居了，两人很要好，常在一块聊天。

　　可是从去年冬天开始，仍然要好的两人之间发生了微妙地变化。村口的稻田里，有杨继红家一亩半。
　　王远家住的这个小村子是自然村，哪的人都有，土地归属也很复杂，山属于一个村，山下的坡地属于王远家所在的村，稻田，属于杨继红家所在的村。年初，卖地的事敲定，春天分了钱，半个月后，杨继红的脖子上就多了条金项链。她的兴趣方向也变了，不再打零工，把“想开了”挂在嘴上，只要是用体力换钱的，一律都“犯不上”，深刻认识到“什么都不如好体格”，生怕自己不健康，还总劝他母亲也想开点。可他家里没分钱。王远家的菜地在县城的西郊，距离杨继红他们村稻田有三公里，他母亲倒是好几次因为家里菜地位置不对而想不开。

　　杨继红也更愿意提她的儿子了。她儿子比王远小三岁，学习还可以，大学考上了二本，毕业后在沈阳工作，新找了个女朋友，沈阳人，“长得甜，会说话”，杨继红说着说着就憧憬去沈阳和儿子住，而他母亲就会一边捆着菜，一边鼓励她：“去呗，也分钱了。”杨继红马上就会谦虚：“哎呀，那才怎么两个钱儿！”又说，“要是房子动迁了还行，动迁就不在这住了。”之后的话题会转向动迁。

　　“......还没等120来就没气儿了，下午打麻将还好好的呢，晚上就没了，你说现在人多脆！咱东北心梗、脑出血怎么这么多呢？隔三差五就听着个信儿——王远回来啦——光我们家亲戚堆儿里就四五个了。我都害怕了，跟我们家常斌说，咱以后也少吃肉吧，把那酒也戒了，死老爷们不听我的，两天不吃肉就叫唤。”
　　王远把车停好，在阿珍的头上胡噜了两下，和杨继红打了招呼，听她说着一个刚因心梗猝死的亲戚，端起规整地码着菜捆的泡沫箱，放到小三轮车上，一箱小白菜，一箱小油菜，一箱韭菜，两捆葱，一箱水萝卜还没装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