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冷，雪是难以融化的，她等了两天，机务队还是不出车。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：早去两天，可能看得见王景超，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。她便去找机务队长。机务队长说，老和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，你问问牛副场长去吧，他说出车就出车，出了事我也好说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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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，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：她害怕他。她是1959年10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，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，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。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，所有的女右派——仅四个人——都调到位于场部的三站来。她当时没来，因为二队都是右派，大家一起受苦，一起学习，人和人是平等的；场部干部多，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，政治上的压力太大。这个牛副场长听说她没来，便对二站站长说，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，就叫人捆过来。她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。

　　此刻，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，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。正好场长们在会议室开会，她便站在门口等着。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，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，说了一句：滚球开，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？就去厕所了。
　　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，接着等。
　　这一等又是四天。到了1961年1月4日，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，原来是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。她坐在车槽里到了柳园，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。这四天也没有白等：从元月一日开始，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，并且，场部还杀了两口猪，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。猪肉很瘦，菜里又没酱油，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。她只是吃了白菜，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，带给丈夫。

　　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，因为年关将近，新疆、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。她好不容易上了车，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，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。挤到车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，挤了挤，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。她的体质很弱，站着是不行的，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。这时又累又冷，眼皮也睁不开了。她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，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他。

　　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。1957年的早春天气，景超写了一篇杂文《略论“行政手段”》。全文仅一千多字，但景超博古论今，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，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，崇拜圣君，大搞造神运动。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诺，层层只对上级负责，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。景超才华出众，气势贯虹，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，刊在三版头条发出。文章见报，报社轰动，同人争相拜读。在人们叹为观止、好评如云之时，景超又连续写出《为“三脱”干部叫屈》和《关于抵触情绪》，针砭时弊、击中要害。全报社交口称赞。但是反右斗争一来，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。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和替丈夫辩解，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。1958年4月下旬，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。

　　由于“罪行”轻重有别，惩处也就不同。火车经过酒泉，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名保卫干部“护送”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，和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到了峡东火车站下车。峡东就是星星峡东的一个地方，当年红四方面军二万多将士西征，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阻截，几乎全军覆灭，仅剩余部数百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，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程。和桑与她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之路。他们辗转来到了安西县十工农场，接受劳动改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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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初到夹边沟，景超就写信告诉她，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，甚至十六个小时。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过去外出采访，三四天就要寄封信来，抒写思念之情，可是从夹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，以后一月写两封信就行了。信还写得干巴巴的，信封还没有封口。她判断，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，且要检查……
　　和桑曾经告诉过我，初到十工农场，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场长和他们开了座谈会。两位场领导亲切地叫他们同志，叫他们安下了心参加劳动，改造思想。特别是那位李副场长和蔼地说他们：你们是国家干部，知识分子，犯了点错误不要紧，只要改正错误，组织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。
　　这时我打断了和桑的话：和老师，你说的两位领导名叫李学福和周世杰吧？和桑一惊：你怎么知道？我回答，不光知道，我还很熟悉他们。我是1965年的支边青年，刚到兵团就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开荒。小宛农场的编制是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，我们的团长叫李学福。李学福跟我讲过，他是桥东乡的人，农民出身，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。县委书记看上了他，调他到县人委当食堂管理员。1953年冬季，书记叫他去办农场，他领着两个人赶一辆马车建起了十工农场。仅两年的时间，农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名工人，打下的粮食仓库里放不下，便在干燥的地方挖坑，垫上麦草再铺上芨芨草席，把粮食倒进去，再盖上麦草，抹上草泥。1959年十工农场和玉门县黄花乡的一个劳改农场交换，李学福和他手下的职工去了黄花农场，那个劳改农场的犯人来到十工，十工就改成劳改农场了，它的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。再后来，兵团成立农六团——小宛农场，他从黄花农场调来当了团长。李学福不是长个农民式的脸吗，土里土气？

　　和桑说，对对，你说得对。李学福那人长得的确像个农民。不光长相是农民，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，朴实善良。他从来不训斥右派，不叫我们右派，还要求全场的职工也不准叫我们右派，要叫同志。我记得这么一件事，有一次有个叫司峒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工人不知为什么事吵起架来，那个工人骂他右派，他就回嘴：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！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场长从旁边走过，听见了，但他不训斥司峒山，反而批评那个职工：谁叫你骂人家右派的！李副场长对右派确实好，我们在十工劳动两年，从来就没挨过饿，更不要说饿死人！

　　和桑还说，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，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。1959年10月，上级领导决定十工农场的职工和饮马二场——就是你说的黄花农场——调换，原因是饮马二场是劳改队，而它附近建起了一家军工企业，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，必须迁移。按照上级规定，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不能去黄花农场的，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。四工农场全是二劳改：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。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，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，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，带到了黄花农场，其中就包括我。